蕭鳳霞《踏跡尋中》：耶魯人類學名家首部中譯作品，40年研究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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豆瓣：cuhkpress｜小紅書：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近年來，「華南研究」或者說「歷史人類學」是明清史、社會史領域極具重要性和影響力的一項發展。參與其中的學者強調從基層社會出發、重視田野考察與地方文獻，在這樣的基礎上進行地方社會史研究。
耶魯大學教授、人類學家蕭鳳霞正是華南研究領域的一位領軍人物和代表學者，她在其中已深耕40年。我們最新出版的《踏跡尋中》，既是蕭鳳霞作品的第一部中譯本，也是她的學術精選集，是她40年研究之旅的總結。
踏跡尋中
四十年華南田野之旅
蕭鳳霞 著 · 余國良 編
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2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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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本書的寫作始於作者在1970年代開始的、對華南農村革命和社區重構的探索。蕭鳳霞結合田野考察和文獻史料，審視平民百姓在政治起伏下的日常生活，並在中國縱身躍向現代的狂潮中探尋他們的悲喜劇。她描繪了村民、都市人、幹部、企業家和知識分子如何背負歷史的包袱匍匐前行。
蕭鳳霞，美國耶魯大學人類學系教授。2001年於香港大學創建香港人文社會研究所，推動跨學科、跨地域研究課題。她一直致力探討南中國的文化、歷史和政經變遷，在珠江三角洲進行廣泛田野考察，近年聚焦研究香港邁向國際大都會過程中的文化轉變、亞洲互聯，以及中非交往。近作包括 Tracing China: A Forty-Year Ethnographic Journey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16) 以及三卷本Asia Inside Out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5–2019)。
本書將文化、歷史、權力、地方營造和身份形塑等歷史人類學的核心主題融而為一，以批判的社會理論、田野調查和檔案文本為基礎進行研究。蕭鳳霞尤其強調過程和適然性，認為文化和社會是由人類行為所構建，其中浸染了細緻而微妙的意蘊、道德想像和利益競逐。
蕭鳳霞的《踏跡尋中》，高明地糅合了民族誌、社會結構和文化展演的線索，以其湛深學養展示了豐碩的學術成果，清晰闡明如何援用文化、權力和歷史，為華南提供嶄新且令人信服的理解角度。
——斯科特（James C. Scott），耶魯大學政治科學斯特林講席教授
蕭鳳霞以歷史為經、田野探索為緯，編織出層層疊疊的華南故事，裏面有邊緣族群與女性的堅韌、革命的熾熱、傳統的應對、商人的機智、宗族的保守。貫穿其中的是細膩的歷史人類學理論分析，盡顯作者四十年來為了「在日常中尋覓意義」所下的功夫。
——梁其姿，台灣中央研究院院士、香港大學香港人文社會研究所所長
本書所涉題材廣泛，涵蓋人類學、地理學、經濟學和政治科學諸領域學者都感興趣的主題。鮮有人像她一樣深入華南社會生活的「底細」，既能用細膩筆法，又能以同理心娓娓道來。
——華琛（James L. Watson），哈佛大學中國社會費正清講席教授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就是本書導論〈中國作為歷程〉的節選。蕭鳳霞在文中細緻回顧了自己的學思歷程。她擅長「跨界」，早年修讀過東南亞研究、社會學、英國文學等不同學科；她在香港成長、在美國求學和教書，她的中國同事和美國同事都把她視為「域外之人」。而這種多元的學術和生活經歷恰恰也讓她能夠打破既有的範疇，迸發出學術創造力。
中國作為歷程
這部集子記錄了我過去四十年的田野探尋以及個人的知性之旅。華南充滿不斷變動的經驗，是眾多事件、制度、生活、意義和權力遊戲的萬花筒，在每個重大的政治拐點重塑，亦挑戰模造我思想的各種理論範式。田野工作與理論反思雙軌並行，激發更多的反省和對話。
過去幾十年，我摸索不同的分析框架，調校方法，為要理解研究的對象，並對社會與政治作出承擔。我的教研工作都跟這些變動不居的意識與真實不可分割，這也就是我稱為「踐行」的歷程。當我回顧人們利用的歷史資源，瞻望他們的抱負與冀盼，我揭示、細察並闡釋制約結構，以及怎樣形成人們生活、策略與敘述的種種意義。這種實踐不斷形塑我的學者生涯，也鍛造我的人類學觸覺。
將「中國視作歷程」（China as Process）是本書的基調，透過一個區域建構的民族誌遭遇，旨在挑戰我早年受教育、支配20世紀社會科學那些靜態、實證的二分法範疇。受歐洲文化史學家（布洛克[Marc Bloch]、勒高夫[Jacques Le Goff]、杜比[George Duby]）、英國馬克思主義者（湯普森[E. P. Thompson]、霍布斯邦[Eric Hobsbawm]），以及人類學詮釋的韋伯式轉向（紀爾茲[Clifford Geertz]）所啟發，我明白文化、社會、國家政體、人口、地方等，並不是天生就有、早就存在、不能逾越的實體。相反，它們是由充滿經濟利益和權力驅動的人的行動及其道德想像而建構的。然而，這些實體往往被本質化為僵硬的概念範疇。對我來說，強調「歷程」與「實踐」，是要抓住充滿驚奇的社會生活中的那些人文面貌。在一定意義下，我與我的研究對象都是變動不居的，因此有必要掌握用以觀察這「變中之常」的分析工具。
我也警覺，動態與偶然性有其限制。理解「辯證的結構過程」（structuring），指的是體味在某個歷史拐點，造就這些紛繁歷程的多種因素會呈現為具有持久意義、且會內化的制度性結構。唯有恰如其分的把社會生活置放在這些歷史時刻之中，產生人類行動並賦予這些行動以意義的序列框架才能同等地獲得重視。我的人類學直觀，往往受這種歷史的細緻性觸引。
廣東番禺沙灣的何氏祠堂，1991
這本集子的文章，時間橫跨三十年，按不同分析概念彙編，以闡明一個思考過程：在日常中尋覓意義（tracing meaningful life-worlds）、變動不居的對象（moving targets）、辯證的結構過程與人的主觀能動性（structuring and human agency）、權力的文化表述（culturing power）、辨史於幽微（reading history between the lines）、地域性與跨地域性（locality and translocality）、歷史上的全球化與亞洲的後現代（the historical global and the Asian postmodern）。它們表明我嘗試融通歷史學與人類學的旨趣。貫穿這些文章的，是這兩個學科共享的目標，就是把時空中微觀的社會互動視為鑲嵌在宏觀／結構化過程中的裝置。藉由強調跨地域想像和意義而造就的本土社會，這些文章探究中國國家形成的長期文化史中分殊的獨特性。
再者，透過歷史的感受力，我仔細審視籠罩在社會科學中的線性視角。我將「過去」帶回民族誌的「當前」作為分析的核心，而不是把過去發生的事情視作歷史背景。藉由詰問過去如何被選擇性地記憶、詮釋和實踐，這些文章揭露了民族誌與歷史文本的論述策略。上述這些分析工具使我重新思考被研究主體所肯認的、又或是被我們概念圖式所中立化的主體性和制度化的種種範疇（諸如地域上和社會上的各式分類）。
蕭鳳霞的英文專著Agents and Victims in South China（1992）
我的研究範圍涵括宗族、族群的建構，民間禮儀的政治，以及明清時期權力的文化語言等。而就著20世紀，我的興趣重點則落在民國時期的社會動亂、毛澤東時代的農村改革、後改革時期的城市動力，以及中國在全球所及之處。我們必需對這種「在動」的能量予以足夠的重視，同時亦需理解人們生活世界所積聚的諸種結構性枷鎖。我希望能用一種融貫的敘述，將這些紛繁複雜的題材予以鋪排，藉此掌握活在具體情狀中的人的主體及其細節。
同事常覺得我的學術取向即或不是具有徹底的顛覆性，也多少有點野，好像很難摸清我的師承。學生也覺得我的文化背景曖昧難明，不易掌握。我對他們這些疑惑的回答很直截了當：為何那麼受你的根所囿？創造力往往源於能從不同參照系看問題，穿透不同的分類框框，打破既有的範疇，跨越固有界限，並整合看似不相干、偶發的元素。
我的學院訓練不同尋常，早年在美國的文理學院修習南亞史、美國社會學，以及英國文學。在卡爾頓學院（Carleton College），受歐陸傳統訓練的非洲人類學家賴斯曼（Paul Riesman）教我尊重知識與情感。我在史丹福大學當研究生，師從出身貨幣學家、後來成為政治經濟學家的格里（John Gurley）。然而，無論我怎樣敬仰他，作為一門學科的經濟學，實在無法滿足我對人類生活各種微妙複雜細節的好奇心。最終，我還是選擇了人類學，並拜在施堅雅（G. William Skinner）和武雅士（Arthur Wolf）門下。
蕭鳳霞的老師、美國人類學家及漢學家施堅雅（G. William Skinner，1925–2008）
施堅雅為學不拘一格，兼備宏觀與微觀的視野，興趣涵蓋人口學、地理學、歷史、經濟學、政治學、社會學和人類學。他跨學科界限的研究視角，一直吸引著我。所以不難理解，武雅士曾抱怨我在史丹福的那些年，完全沒有從他身上學到任何東西！
我的跨界經驗還不止於此。幾年前，有人採訪我，問道：我是否把自己視為「本土人類學家」，而這樣的定位又如何影響我的研究？我的回答是：我的身份確實不那麼黑白分明，但我樂在其中。我在香港長大，其間的英式教育體系和社會環境並不是那麼的「中國」；而我的學術生涯在歐美的大環境中成熟。因此，無論是中國抑或美國的同事，都把我視作「域外之人」。可是，人在邊緣，享有獨立自主的空間，免受不必的干擾，從而更能追尋不平凡的夢想。
《踏跡尋中》內封，書名題字：謝湜
機會來得很早。本科的時候，我浸潤在北美和歐洲激進學生運動的氛圍裏。作為亞洲人，1970年代在明尼蘇達郊區爭取支持反戰絕非易事。學習世界的共產主義思潮以及在倫敦聽韓素音的講座，都讓我眼界大開。那時候，文化大革命的暴力從廣東蔓延到香港，但我對香港街頭的流血衝突卻印象模糊。政治上，我真心切望看到馬克思主義思想如何在以農為本的中國得以實踐。隔岸遠眺，中國式的革命對那些正在經歷後殖民時代發展陣痛的社會來說，說不定會是一服良藥。作為一名「海外同胞」，我是1970年代最早在中國從事田野研究的學者之一。然而，作為受過嚴格訓練的人類學者，細細體味在田野中所見到的人和事，很快便能發現革命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在接下來的四十年裏，我一直躬身自問，當年為何如此「盲目」。
沒人能否認，我的那些變動不居的研究對象以意想不到的速度及情節變化。後毛澤東時代的種種改革，激烈程度不亞於之前幾十年的社會和政治動蕩。上世紀70年代，我在珠江三角洲的農村來回，希望理解毛澤東時代國家政權所及之處。80年代，我看著人民公社的解體和市鎮的重構。90年代，隨著中國再度成為「世界工廠」，我感受到由城市經濟的市場化和大量「流動人口」所釋放的動能。如今，為了瞭解中國對物質的追求，我觀察那冒升的中產階層緊張多變的情緒和文化方式，也緊貼那些在全球競逐財富的冒險家的步履，從中國一直到中東和非洲。
前往村內派出所的廣州新移民
在每個重要的歷史轉折點，各式各樣的人的能動主體（human agent）相繼粉墨登場，值得我們注意和分析。他們背負的歷史包袱，寫在臉上的雄心壯志，面對各種制度約束，以及不斷重新鍛造的文化資本，為研究者提供了萬花筒式的可能性景觀。我一直渴望建立一個以跨學科為旨趣的制度性框架和平台，藉以捕捉這些「變動不居」的現象。
不無諷刺的是，四十年前我到中國想一探傳統農村經歷20世紀現代的社會主義式改造的底蘊。可是我既看不到農村，也看不到革命。相反，只看到研究對象在文化、社會、政治等方方面面被剔骨去肉，剩下空洞的存在。即或我研究的農村社會處於文化底蘊較深的珠江三角洲，但到了1970年代，早已變得孤立隔絕、活力不再。沉重的政治結構主宰著當地村民的生活，他們閉鎖在農村邊陲。這種處境，與官方說法大相徑庭。我的觀察使我得出如下結論：「祖國河山一片紅，百姓生活獨蒼白。」我無法用既有的那些分析工具來研究鑲嵌在市場、宗族結構、跨地域社區網絡、宗教及民俗禮儀等動態肌理中的傳統村落。我的「革命」情感受到嚴重挫傷。
21世紀的頭十年，我將研究推進至廣州急驟變化的城市景觀；同樣，我也看不到都市與市場。我集中觀察城中村—華南地區處在日益擴張的城市中心邊陲地帶的農村，這些地方被視為後改革時期龍蛇雜處之地。由於僵化的政策、官方的自負、村民與盈千累萬農民工的行動策略，使得毛時代城鄉的各式邊界，以及依附其中的文化意義被引向不同方向。雖然全球金融市場使得農村生活變得不穩定，可村民卻能因此獲取意想不到的房產收益。即便如此，他們在結構與言說上都是動彈不得、邊緣化，甚至是錯置的。他們日常生活中充滿各樣的不協調，有時機關算盡，有時又要言聽計從，難怪有人會說：「我們雖然有錢，但我們的下一代卻沒前途。」這種嘗試彌合城鄉區隔而面對的莫可奈何的困境，鮮活地表現在《冬筍》這部紀錄片中。雖然簡藝導演並沒有意圖把此片拍成有關江西老家的紀錄片，片中角色由農民自身擔綱演出，以創造某一歷史時刻的超現實感。在新的世紀，不論在廣州城中村觀察活力充沛的非洲商人，抑或在中東和非洲跟隨那些雄心壯志的中國投資者的步履，我看到與無德市場脈動夾纏不清的國家空間。研究對象正背負著非同尋常的歷史包袱在急速「奔富」，我覺得有必要重新思索分析的範疇及文化上的同理心，好使能正確理解他們。
廣州舊火車站的外來工
此前我曾分享這方面的反思，也曾詳細論述有關研究者與研究對象和更廣闊的語境之間的定位問題。正如我強調，在中國從事人類學田野研究多年，其中交織著種種複雜的經驗，包括作為研究者的體會，以及研究對象的經歷，而我和他們之間的交流和敘事方式也隨著社會和政治體制大環境的不斷變化而被重新塑造。我們需要一個完備的概念框架，以便充分關照這些相互構建的過程，以及隨之而來的各自的自我定位。我們不應盲目使用研究對象，藉以界定自我的分類和標籤；同樣地，我們亦應慎思明辨在田野調查中使用、並依此構建研究問題的概念範疇。分類標籤和概念範疇是社會和論說的產物，有待仔細釋讀。用批評文學的語言來說，這是一種解構的實作。
一個人選擇其思想用力之處，往往有著個人和結構的向度。我們是與處身其中的社會、文化與政治大氣候互動的—問題的設定，分析工具的選擇，遭逢的懾人心魄的政治、戲劇性事件等。但願我已有足夠的自我反思。在過去幾十年，我持續深化人類學與歷史學的韋伯式轉向。
知性的好奇並不會因退休而終止，我的生涯走到這個階段，值得檢視曾經經歷過的風景。這段旅途即或起伏跌蕩，但總有友儕相伴。1970年代，我孤身在中國農村進行人類學田野工作；1980年代，科大衛、劉志偉及陳春聲與我同行，由此建立深厚情誼；1990年代，程美寶、趙世瑜、鄭振滿、張小軍、蔡志祥以及其他同事亦投身於相同的研究興趣及教學目標。很多同事偶爾稱我們這群人為「華南幫」，但我們從來無意以此標籤自己。儘管如此，見到我們的集體努力最終體現在研究機構的設立及各種項目上，還是令人興奮鼓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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